大灾之后社会需要心理疗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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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专家谈心理危机干预
转自《大连日报》　2008年5月16日
　　一场罕见的大地震，把全中国人的心揪在了汶川。雨水、泪水、血水，冲不尽生命逝去的哀伤。惨烈的灾区，人们在翘首以盼；风雨之中，八方支援正星夜兼程——连日来，汶川地震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。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给灾区人民带来痛苦，也让更多的人心中充满悲伤，即便是远隔万里的大连。在地震消息传来的第二天，记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同事和朋友们情绪的低落——低沉、哀惋的气息弥漫开来。
　　“大灾当前，心理危机干预不能缺。”昨日上午，市心理医院医务科主任、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顾广中对记者说。他告诉记者，实际上，大灾面前需要救“心”的不仅仅是灾难的亲历者。灾难过后，每个人都应该调节好自己的情绪，摆正心态。
　　伤“心”的不只是受灾者，看报道也会产生心理问题
　　顾广中告诉记者，灾难发生后不同的人会受到不同的冲击。在心理学上通常分为六级，即六类不同的人群。第一个是灾难的直接承受者，也就是灾难的亲历者，他们或自己遭受身体或财产损失，或者亲人伤亡，其受冲击最大，产生心理问题的可能性也最高。第二类是与灾难亲历者有密切联系者，比如受灾群众的亲朋好友。第三类是从事搜救、救援等在灾难现场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直接面对灾后惨状，心理冲击强烈。第四类是受影响区以外的社会成员，他们通常与受灾者存在责任关系。第五类是临近场景的心理失控个体，比如看到灾区悲惨画面，产生心理过激者。第六类是其他社会成员，比如救援工作者家属等。
　　“这就可以解释，为什么有人看灾难报道的人也会出现恐惧、不安、无助以及悲伤、内疚等心理问题了。”顾广中说。有些人比较善良，比较感性，专业上叫做“同感”，看到别人的报道他（她）好像身临其境，出现过度反应。还有些人曾有相同的经历，遇到过类似灾难性的事件，就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。
　　沉默有时比爆发更可怕，危机干预相当于“拆炸弹”
　　科学已经证明，人的心理是有结构的，就像躯体有结构一样。当灾难性事件发生时，它会突破心理防线，侵入心理结构，并迅速或逐渐瓦解心理结构。当心理结构被瓦解时，人会出现急性的精神症状；而蓄积的心理结构破坏，可以表现为在灾难发生时尚无突出心理问题，但随着事件延长，可能就会出现心理问题。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‘９１１’事件之后，大批在救援中有英勇表现的消防队员出现心理障碍。”顾广中说。这些救援工作者表面上看似平静，实际上已经留下了心理创伤，影响以后的社会适应能力。“所以说，有时候表现得过于坚强，可能存在更大的危险。”
　　顾广中指出，在出现危机时，有些人会出现急性应激障碍，表现出过度激动、失眠、哭喊甚至满地打滚或者麻木、呆滞等状态。“一般危机出现后几个小时后就会发作。但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通常几天内就会康复。”顾广中说，这其实是身体对危机强刺激的一种本能反应，只要充分释放出来就会没事。
　　最难解决的心理危机是“埋在心里的炸弹”。今年４月２８日凌晨４时４１分，胶济铁路发生重特大事故造成４１６人受伤，７２人丧生。危难关头，公安民警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援。“这些人最早进入现场、接触大量刺激性场面且连续作战达６个小时，是受到心理创伤最严重的一级人群，访谈时，他们有的表现出了应激后的各种反应，比如，情绪紧张、食欲下降、回避有关创伤的感受等。”随行的公安部心理专家事后说。“这种反应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。”顾广中说，当事人往往当时没事，事后“后怕”，出现惊恐、害怕、无助感。最痛苦的是，这些人往往性格坚强、自制能力强，所以不愿意说出来，结果逐渐出现社会适应障碍，不愿意接触社会、与他人交往。最长可持续三年以上。
　　顾广中说，心理危机干预就是帮助人们加固和重塑心理结构，顺利度过危机，预防创伤后应急障碍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，这对人的一生都具有深远影响。
　　战胜灾难需要爱更需要科学，谣言比灾难更伤“心”
顾广中告诉记者，日常生活中出现大地震这样的灾难固然罕见，但需要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地方并不少。“天灾人祸、重大刑事案件、家庭突然变故等等发生后心理危机干预都有用武之地。”比如随着汽车的普及，交通肇事事件增多，顾广中就曾参与过多起交通事故后对当事人的心理干预。
　　“我们传统观念中总是认为，关爱别人就不要揭人家的伤疤，实际上从心理干预上看，挤脓包才是最好的办法。”顾广中说。
除了个体心理危机干预，心理专家们也很强调社会整体的“心理健康”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叶斌就曾指出，成年人具备相当的自我调节能力，当民众作为一个整体，当事情很全面的时候，总体会作出偏理性的判断。这就需要媒介或宣传发挥作用。当你在正常渠道的资讯越充分，来源越客观的话，就可以杜绝一些谣言。实际上，大灾之后心理伤害最大的就是谣言，谣言传到后来就会人心惶惶到离谱的程度。所以是要有正规渠道不断发布资讯，民众看没有虚假瞒报，那人们就能作出理性的判断，并理性地判断能作出恰当的选择。